回首向来萧瑟处，最在“疑”与“不疑”间

【文化自由谈】

回首向来萧瑟处，最在“疑”与“不疑”间

——从苏东坡的“赏疑从与，罚疑从去”说起

■ 张永军

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场，苏东坡在策论卷第二段引用《左传》的话提出论点“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后，编造了一段尧帝执法以宽的故事。这些文字，仿佛在宣纸落墨处投下了一枚枚思想的燧石。正、副主考官欧阳修和王珪‌看到这行文字时眼前为之一亮，他们不以苏东坡杜撰为哂，而是感慨其在儒家“仁政”理念底色中透射着法家“权变”谋略的锋芒。而这种思想的张力穿越千年，至今仍在权力场域的褶皱里闪烁微光。

当青铜时代的礼器镌刻下“刑过不避大臣”的法治铭文时，竹简帛书上正流淌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仁政墨痕。看似对立的儒法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如阴阳双鱼般游弋缠绕。韩非子曾以“冰炭不同器而久”断言儒法不可调和，但苏东坡撰造的“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却在儒法对峙的悬崖上架起了一座智慧的桥梁——司马光看到“赏疑从与”时，必然想起《尚书》中禹舜的宽仁；而“罚疑从去”的决断，又分明透着商鞅徙木立信的法治锋芒。这种思想的交融在北宋士大夫群体中淬炼成独特的治国之术：范仲淹一面推行“明黜陟”的考课新法，一面主张“厚农桑”的养民旧策；王安石变法时以《周礼》为旗，司马光修史却暗藏治术。这种刚柔相济的智慧，在苏东坡的治理实践中更具象化——杭州浚湖时“以工代赈”的创举，既暗合商鞅“利出一孔”的法治精要，又贯彻孟子“保民而王”的仁政理想。

历史的烽烟里，权力天平上的“疑”与“不疑”往往牵动着生死棋局。鸿门宴上范增三举玉玦而项羽迟疑不决，恰是“罚疑从去”的反面镜鉴；刘邦拜韩信时掷印封坛的果决，则如“赏疑从与”的青铜注脚。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记载的“运筹帷幄不如子房”之论，道破了驾驭权力的核心机密——这种智慧不仅属于帝王将相，更在士大夫的处世之道中淬炼成金。吕蒙正面对同僚诋毁时“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豁达，实则是“罚疑从去”的生存艺术；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谏诤风骨，又暗含“赏疑从与”的价值坚守。当我们溯着苏东坡的宦海沉浮逆流而上，会发现其“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背后，始终矗立着“疑则存仁，信则守义”的精神坐标。

当18世纪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无罪推定”原则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个现代法理基石竟与东方古老治术遥相共鸣。耶林所谓“刑罚钟摆应在仁慈与严厉间平衡”的论断，恰似“罚疑从去”在当代司法体系中的制度回响。而在太平洋彼岸，谷歌公司“20%自由创新时间”的管理试验，本质上是对“赏疑从与”的创造性转化——正如任正非谈及华为激励制度时所言：“要让听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从商鞅的徙木立信到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从《吕刑》的“刑罚世轻世重”到现代企业的KPI考核，人类始终在“疑”与“不疑”的辩证中寻找文明的最优解。

元丰五年（1082）的长江水依然东流，黄州东坡的月色却早已浸润千年。四十七岁的苏东坡在赤壁矶头顿悟“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时，或许已预见千年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正如他在《定风波》中写下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洪流裹挟着古老的治术奔腾向前，“疑”与“不疑”的终极答案逐渐显影：文明的航向从不依靠绝对的确定，而在承认不确定性的谦卑中，在“罚疑从去”的克制与“赏疑从与”的信任间，人类终将找到与混沌共舞的智慧。那些被江声淘洗千年的思想燧石，此刻正在数字时代的星空下，迸发出新的火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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