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

【作家的书房】

我的“抗战”

▲方军

1954年生，北京人。1970年进首钢当铆工。1973年参军，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服役，曾参加建设襄渝铁路和南疆铁路，1979年复员回到北京。

1980年开始，在北京二外夜大学日语系学习。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之后，在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1年赴日本留学。

1997年回国，出版《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后出版《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最后一次集结》《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永康）》等书。作品获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图书奖、中国第十一届图书奖、1998年中国政府广播奖等。

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多年来，方军致力于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老八路、老新四军、东北抗联、国民党抗战将士、当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美国援华空军、被日军强掳的劳工、强掳为性奴隶的老妇、侵华日军老兵等。

方军认为，亲历中日14年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是战争巨著的最后一页。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就是记录下了那段活的历史。

■ 方军

我的书房，与其说是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不如说就是一座跟抗战有关的资料室或小型博物馆：书柜书架、墙边地脚到处堆放着搜集采访来的书籍和资料，墙上、门上也都贴满了相关的文字、图片以及采访对象的来信、联系方式。我有一个书架是在房顶上，那里面摆放的不是书籍，而是日本鬼子的钢盔、毯子、饭盒、炮弹壳、马褡子，日本关东军的皮帽子，29军的饭碗，美军的军用地图盒子……那条日本鬼子的毯子，是我父亲1940年当八路军时分到的战利品，在我家已经整整75年。

1984年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时，第一次遇见一位侵华日军老兵。1991年我到日本留学，课余骑着摩托车送外卖，认识了不少侵华日军老兵，几年的时间里，我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二十几个人。1997年回国后，我的第一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出版。令我深感荣幸的是，该书由吕正操将军写序、国防部前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前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也来信给予鼓励。这让我这个普普通通的退役士兵深受鼓舞。我回国后，东史郎、田中一雄等一批原侵华日军老兵仍在跟我联系。我十几次陪同他们去我国各地谢罪、演讲、祭奠。迄今，我藏有他们的来信211封。

自1998年起，我开始在国内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到目前为止已采访了500多人，这里面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国民党抗战将士、远征军、29军官兵、参加过抗战的黄埔军校老军官、美国援华空军、当年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被强掳劳工、被强掳慰安妇等等，出版了《最后一批人》《战争最后的证言者》《最后的抗战老兵（浙江永康）》《最后的军统老兵》《最后一次集结》《最后的尊严》《亲历九一八》等十多本书，这些书就放在墙上的书架里，激励着我把这件事情坚持下去。

2002年，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成为一名“下岗人员”。在此情况下，继续完成采访和写作，其中的酸甜苦辣的确一言难尽。

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没钱。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仵德厚从《咸阳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个留学生写了一本叫《我认识的鬼子兵》的书。仵德厚几经辗转给我写信：“你写日本鬼子，那么，我和日本鬼子打过，你要不要来采访我？”我当然想去，然而单说路费，就是我难以承担的一大笔开销。最终是朝阳公安分局常看我文章的三名警察给了我1000块钱做路费，才促成了此次赴陕西的采访。

我把自己的房子出租，再租更小的住。为了省钱，在天台采访我曾住在庙里。我得到过包括都梁、唐良军等在内的许多好朋友的帮助，去上海采访“抗日杀奸团”，就承蒙上海小杨的帮助。但仍然留下了许多遗憾。曾有人约我再访二十九军敢死队队员杨云峰，就因为花销问题，没有积极响应。后来杨云峰已去，让我后悔不迭。

为什么要坚持着把这件事做下来？别再留下历史的遗憾，这就是我的初衷。

我书房的门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摄于1895年，刘公岛上，日军押送着战败被俘的北洋水师官兵蜿蜒而行。照片是我在日本留学时一名日本老兵送我的，老兵的爷爷当年就参加了甲午海战。后来，我从一篇报道中了解到，到1960年，北洋水师官兵还有不少人活着，然而却鲜有记者、作家、历史学家采访他们。这些经历过两次中日战争的幸存者，就这样默默带走了他们亲眼目睹的那段活的历史。

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当年就在来远舰上做水手，来远舰被击沉，他硬是从海上游回岸边，冰心每次提及这段历史都会失声痛哭。一个人离去了，他就带走了他个人的全部历史；这些人都不在了，历史这一页可能就翻过去了。

抗日战争历史的组成，好比一只三足鼎立的巨鼎。这“三足”分别是：人证、物证、口述史。寻找最后一批人，既是记录口述史，也是在搜集重要的人证、物证。

我的书房里有6个书架、书柜，上面有数百人的采访笔记和照片，还有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被释放回日本的全体人员编写的杂志《中归联》，我要慢慢翻译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我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原八路军老战士们在1985年到2005年自己出版的全套《爱晚情音》报，存有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1997年到2010年初自己手写，自己复印，自己出版、发行（邮寄）的所有报纸。本多立太郎在日本演讲一千多次，主张日本应该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谢罪。他自己就来到卢沟桥就他个人的战争罪行下跪和忏悔。我的书房里还有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1999年带到北京的五箱侵华日军59师团的军用品。我先给军事博物馆，再给建川博物馆，最后一部分给抗战馆。我再留一点——我留下多了，老鬼子盐谷保芳不快。他80多岁，从日本东京都万里迢迢地带来不容易。

今年，我有幸参加了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阅兵仪式。阅兵开始前，当司令官宣布“向为保卫祖国牺牲的军人们致敬”时，所有军人脱帽、单腿下跪。看到这一情景，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我的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我的两个叔叔也都是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献出了生命。抗战期间我父亲上了抗日军政大学，解放后，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过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出版社出版过一套革命丛书，叫《红旗飘飘》，解放军出版社则出版了一套《星火燎原》，这两部丛书至今都在我的书房里，对我影响颇深。然而时至今日，以系列丛书的方式，记录国军抗战将士的书还是很少很少。记得1968年的时候，我父亲曾对我说：“国军抗战将士打了很多漂亮仗，消灭了不少侵华日军。”这在当时，是很让人吃惊的言论。

在日本留学期间，老鬼子在向我提到奋勇抵抗他们的对手时，总是习惯地表述为“你们中国军队”，在他们看来，无论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还是其他抗日武装，都是“中国军队”，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因此，无论什么身份，只要曾经为抗日英勇战斗、流血牺牲，在我的眼里、笔下就是可歌可泣并应永垂史册的抗战英雄。

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是在完成我父辈没有完成的工作。我要把抗战老兵口述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生离死别、枪林弹雨、国家耻辱、民族悲伤以及个人命运讲给我们的后代。

我今年已经60多岁，有生之年，我还要出版《最后的飞虎老兵》《来谢罪的鬼子兵》《战祸的记忆》《我访过的劳工和慰安妇》等等。

我相信，我的文字会成为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抗战如果是一本巨著的话，老兵就是最后的篇章。

这是我的“抗战”，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书房，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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