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物

【人间百态】

故乡人物

■ 文猛

酒半仙

酒半仙没有生命，他把生命溶解在酒中。

方圆几百里中，只要有人家办喜事或丧事，他一定前去。他不为贺喜或吊丧，他就是去喝酒，他的痛苦就是没有醉过。

他自然送礼：红布包袱中装着半升玉米。家家一个样，回回一个样。早上，红包袱挎在肩上，兴高采烈。傍晚，背着双手，把红包袱捆在腰间，唱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歌儿，让红红的脸辉映着红红的霞色。

半仙同人家坐席，酒碗在八个人中闪出一条粗白线条来，酒碗经过半仙手中，白线条就断了——酒没了。那时的主人家都是一桌一瓶酒，不像今天能够敞开肚皮喝，于是客人们只好闷闷不乐地吃饭嚼肉叹气。到后来，等到该开席时，瞅准半仙往哪席走，那席准无人敢去。半仙也不客气，独自一桌菜一瓶酒，傍晚回家照样歌响步大脸更红霞。

半仙能喝多少酒，无人试过。那穷饿之年谁家有更多的酒让他试？但是半仙喝酒倒是喝出些风光，半仙能在哪家喝醉，哪家就会因为酒足大方显得很有面子。于是大家都想半仙去，都希望半仙能在自家喝醉。不管是办红事还是白事，主家都暗暗比赛谁能让半仙脸更红，大家都专门为半仙备一小桌菜一大瓶酒，以至成为乡村酒席上一大风景。如果半仙不光顾，主家就会既没面子也不快乐，这便是山村人情哲学中的深邃之处啦!

倒是有一次乡里酒厂厂长祝寿，厂长抱了一大坛酒，让半仙喝个够。半仙感激万分，给主家又是挑水，又是劈柴。活儿干完了，半仙坐在院中，坐在人群好奇的注目中，折了一截翠绿的南瓜叶管，插进酒坛中喝了起来，直到坛中空——

那次半仙回家无歌。

今年五月，回到故乡，路遇半仙。他著笔挺西装，系一条红领带，提着两瓶五粮液酒喜滋滋地走。忆及当年喝酒之事，且说愿请他到酒家喝个够，他脸一下红了，话也含糊不清——

他总算醉了！

阮老师

阮老师本不姓阮。他是脖子上有绳子印印的人(重庆土语，意为系来的，即随母改嫁)，自从随母跳过那道“火墙”(女人嫁第二次时必过此墙以烧晦气)，他便跟着老汉阮青云姓阮了。

阮老师读书很用功，从启蒙班一直读到初中，考入煤矿学校时，阮家穷得只剩下半边瓦屋没拆来卖。不过阮青云舍得为“系儿子”花钱。万般无奈时背了家中那盘祖传的石磨上街卖了，以凑足儿子上学的钱——可惜的是，阮老师没有读完中专，学校就关门了，回到家中成了一个不伦不类之人：说是庄稼汉却无膀圆腰粗、勤耙苦耕的样子，薅玉米草必将杂草连同黄豆苗一起“薅”掉，犁田必会扶不住犁铧，让犁铧东倒西歪把一块田啃得怪模怪样；说是读书人又无一纸半片儿来证明，也没哪个单位来招聘。

于是，阮老师便成了队上用来逗大家乐的人。比如队长见大家干活干累了，便让暂作记工员的阮老师出来挖一段地、犁一块田出出洋相；比如安排阮老师牵牛拉猪去配种，让他因不得要领而使唤不了牲口……

后来，村上办一所小学，公社点名让阮老师去教书，村里还给他买了一个小闹钟。从此，阮老师讲课的声音便响彻在青山绿水之间，加上上课、下课、放学全照着闹钟开展，这闹钟也成了全村人公共的一口大钟。

然而，不到一学期，村里人就受不了啦!一是没有人逗乐子，劳动时死气沉沉；二是阮老师爱打学生，他每天放学都要安排一个学生回家做一支教鞭，以至于把离校不远的小竹林砍光了。本着这两条理由，外加村支书的女儿初中毕业也想当老师，便着重以第二条理由为名请回阮老师。

从此村里人又有乐子了，只是从这以后，村里不管谁悄悄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不一会儿就会传到支书村长那里，并受到及时查处：张万福在后山砍了一根树用来上草垛，他扛回家还未来得及埋进灰堆，村长就揪住了他。杨大全挖了屋后队上的几根红苕回来煮早饭，红苕烧得半熟时，让村长捉了赃。还有李二毛偷看村长媳妇屙尿、刘大财骂支书“狗日的”等等，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到行政长官们耳朵里而使当事人受到处罚。村人感到不解，犯事的几家就凑了钱请支书村长喝酒，二位领导人经不起“酒衣肉弹”的攻击便说了实话。

原来这一切全是阮老师告的密——

第二天，村上开大会，社员们一致要求阮老师去教书。从此村里又太平了。阮老师在学校照样打学生，不过再没安排学生回家带教鞭了。同他一起教书的村支书的女儿上街给他打了一把铁尺，也买了毛线给他织了一件毛衣。

第二年他俩就结婚了，学校也成了山梁上的夫妻学校。

听说现在他们都退休了，教出来的学生逢年过节还去看他们哩！

土记者

“土记者”真名刘大富，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初中毕业那年，本地日报培训通讯员，他背着铺盖卷刚回到家，村长就在喇叭中叫他的名字，通知他到市里日报社培训。报社并没封他为记者之类，只是发了几本书、一本精致的印了报头的笔记本，可大富一回到家，大家就喊他“土记者”啦!

从此，我们的土记者背着黄色军用挎包，别着一支钢笔，在浦里河畔那方青山绿水间，成了一处流动的鲜活的风景。

“土记者来啦”“土记者写一段登登”之类的话语就像一朵朵浪花，开放在他所走过的田间村落，开放在他人生岁月里……

究其实，土记者在报纸上也没登过多少文章，乡亲们并不计较，看重的是他是村上自己的记者。大集体时，队上给他评工分，他四处采访，采访了就写，写了就给别人看，讲给别人听。至于寄给报社报纸登不登无所谓，反正张家儿媳把从娘家带回来的糍粑煎得香香的给公公吃、李家把自家菜地的大南瓜送给五保户、刘二毛偷树罚款等等山村新事全村都知道。他自己就成了一张报纸，一张有声的报纸。土记者也把报纸上登载的事情给乡亲们讲述，仿佛成了山村的一扇窗口，乡亲们想说的话、想做的事通过这扇窗口亮出去，外面的世界又通过这扇窗口透进来。

土地包产到户后，乡亲们你种一块田，我种一块地，很难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土记者又成了针线，在他四处奔忙中，把一块块家庭缝在一块。这不，周青云家请乡里农技员指导种西红柿致了富、龚仁国上街买回一颗假珍珠受骗等等，土记者都记下来写出来，即使报纸不登，可乡亲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该学习的学习，该吸取教训的吸取教训。

不久前，报社破天荒地通知农村通讯员开会，土记者也应邀来到。当这个满头白发的驼背老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土记者走上讲台，从背包几十本笔记本中取出那本精致的印有报头的笔记本，翻开有些发黄褪色的纸，喃喃地对同样头发花白的老社长说：“我想讲一讲这个!”老社长接过一读，才知那本上记载的是他四十年前那次培训班上讲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准则……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现任职于重庆市万州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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