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物”金岳霖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二十

“哲学动物”金岳霖

冯友兰：“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

张申府：“现在中国如有个哲学界的话，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1938年9月28日，敌机第一次空袭昆明。警报响起，住在昆明城西北昆华师范学校的西南联大师生立即按学校规定跑到北城外的荒山上躲避，而联大教授金岳霖此时却依然专心地在屋里写作。敌机恰恰就在昆师扔下了几枚炸弹。炸弹的响声终于把金岳霖从思考中惊醒。当躲空袭的人们回到昆师，看见金岳霖木然地站在楼门口，手上还拿着一直没有放下的笔。

金岳霖，字龙荪，1895年生于湖南长沙。16岁考取北京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游学欧洲5年后，在赵元任引荐下，于1926年9月到母校清华任教授，1929年秋与冯友兰等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50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等职。

金岳霖本学商科，后改学政治，再后专心从事哲学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

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论道》和《知识论》这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都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

他的《知识论》从昆明写到四川李庄，又从李庄写到昆明，一部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然而有一次，空袭警报又响，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避，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他站起来就走，稿子却丢到了山上。等到他记起返回，稿子已经没有了。这可是他花了几年心血写出来的！打击不言而喻。但他只能再写。 于是，金岳霖又花了几年的功夫，才在1948年12月再次写成此书，并且直到1983年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难怪金岳霖慨叹：“ 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他的《知识论》可曾写好。他答道：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可以死矣。冯友兰评价此书：“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是其中的一位。汪曾祺在其《金岳霖先生》一文中，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

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很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以后他配了一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再后来他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大概只有金岳霖一人。

金岳霖教逻辑。逻辑是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教室里，学生坐得满满的。金岳霖上课常要提问，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有时他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金岳霖很注意地听着学生的回答，完了，说声：“Yes！请坐！”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岳霖解答。金岳霖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最爱提问题。后来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岳霖上课，一堂课都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曾问过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岳霖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岳霖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选这门课的人很少。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岳霖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任继愈回忆，金岳霖上课的时候，“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金岳霖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有一次他被拉去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岳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岳霖单身，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他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朋友很多。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上世纪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都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

冯友兰曾说：“嵇康的风度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说的‘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金先生是嵇康风度在现代的影子。”

殷海光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如今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张申府则说，“现在中国如有个哲学界的话，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1982年春，金岳霖觉得死神已在家门守候，自己行将魂归道山，特别给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写信称：“我可能很快结束。我死之后，请勿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305医院逝世。一座文化大山承载着学术巨子就此隐入历史的天空雾霭中。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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