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七

“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和酒》：“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

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久无校长的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

也是从这天起，清华大学陆续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雷海宗、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王竹溪……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1909年考取清华学校前身——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直接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机电工程系就读，1914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等职。

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梅贻琦看重真才实学。“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他任教务长时，就力排众议，使布衣之身的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他亲自到火车站，把留美归来的语言学博士赵元任接到学校；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被破格召进清华，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助教，破格送到剑桥大学“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一切也都是在校长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为使教师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教学，梅贻琦大幅度提高清华教师的待遇。当时，清华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课程1600门。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常着一身青布长衫，脸如雕塑般棱角分明，堪称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他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也回忆说：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  

梅贻琦宽厚温良，个性沉静，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甚至有人作顺口溜谑之曰：“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但实际上，他“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

西南联大附中教学质量高，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极想考进联大附中，结果名落孙山。龙云心里不痛快，叫秘书长去和梅贻琦疏通。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一听怒气全消，对梅贻琦更添几分敬意。

梅贻琦是严肃的，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然而他偶尔也有幽默的一面。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贻琦幽默地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嗜酒，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梅贻琦行为克己，虽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

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但梅贻琦都主动放弃了。

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变卖孩子旧衣服挣10元招待客人有之，提着篮子寄卖“定胜糕”有之，到医院、首饰店、衣帽工厂、盲童学校打短工亦有之。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住民房，他将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1941年7月他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退掉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

1960年梅贻琦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他去世后，秘书将手提包封存，后在有各方人士见证的场合下启封。皮包里面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梅贻琦从1931年12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直至1948年12月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了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担任校长31年，被清华人尊称为“永远的校长”。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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