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特刊专题】政府采购与对外开放（2）

“蓝色巨人”站在谁的肩膀上

本报记者 贾璐

“先进软件的发展在新一代军事与商业系统的推广及可靠性方面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的制约因素”，《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这样表述。软件技术的研究和软件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是美国政府政策扶持的重点，而翻看IT业界“蓝色巨人”IBM的成长史，不难发现这一点。

早在1933年，美国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凡用美国联邦基金购买供政府使用或建设公共工程使用的商品，若非违反公共利益，或质量不符合标准，均应购买美国货。根据此法案，只有在美国商品价格高于外国商品价格25％的情况下才能向国外购买。此外，美国还通过“提高技术标准”、“增加检验项目”和“技术法规变化”等技术壁垒，提高外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入门槛，保护国内高技术产品市场。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促进美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1968年的十几年，被称为“美国科技的黄金年代”，其间美国的微电子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和计算机产业迅速兴起，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IBM也从中分得一杯羹。1964年4月7日，IBM推出了划时代的System/360大型电脑，让单一操作系统可适用于整系列的计算机。IBMSystem/360同时还和多项世界第一联系在了一起，如协助美国太空总署建立阿波罗11号资料库、完成太空人登陆月球计划、建立银行跨行交易系统以及航空业界最大的在线票务系统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其品牌价值推广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上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的“全面经济计划”中，为鼓励创新产品开发，仅就计算机相关的新产品的政府购买支出就达90亿美元。这项计划对IBM的发展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当时，通过政府采购，美国扶植起了包括IBM在内的一批国际IT业巨头。

IBM甚至专门推出了针对政府的渠道计划——IBMPublicSectorEdge。这个计划对渠道政府销售伙伴的支持非常全面：咨询服务、培训、售前、方案打包，市场推广基金、低率贷款等专门的政府渠道门户网站支持等等，一应俱全。IBM的这个计划堪称全球政府渠道计划上乘之作，而且在全球的政府渠道伙伴网络势力也非常庞大，全球注册加盟政府渠道伙伴近4000，其中方案供应商2500家左右，教育渠道伙伴近900家。难怪IBM走上层路线有办法，IBM在政府中有很多用户。如美国联邦总务局目前采用的IBM服务平台LotusNotes，整合了电子邮件和文件应用程序，提供给美国联邦总务局的1.5万名雇员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安装在美国联邦总务局的服务器及其用户的电脑上。

而在2008年，IBM也遭遇了在该国政府采购中的一场小风波。当时，该公司及其部分员工因与环保署之间的一项新合同而受到司法部门调查，同时暂时被禁止获得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新合同，甚至被禁止竞标。但经历了这样的小波折，IBM在美国政府采购领域的订单依然炫目。据统计，2010年戴尔与IBM两者在该国政府采购领域的合同额加起来仍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启示：美国政府一向重视对高新技术品牌产品的采购，并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保护自主品牌和本土产业。政府采购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很多著名的高技术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受益于政府采购。美国政府机构不仅采购产品，还采购研发服务，政府与研发企业共同承担风险，企业即使研发失败，也能得到一定的补偿。政府在与企业签订研发合同时，都要求企业必须将研发成果共享，这样就简化了研发过程，提高了研发的成功率。

班加罗尔成功的奥秘

本报记者 贾璐

清醇的印度干啤、梦幻的音乐舞台、浪漫的“酒馆文化”、独特的南亚风情……作为南亚特大城市中无可争议的王者，印度班加罗尔独树一帜，重新诠释了“美轮美奂”的定义。然而，作为印度最有活力的城市，班加罗尔最闻名遐迩的还是让其戴上“印度硅谷”桂冠的软件产业。

“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成功的奥秘是什么？让我们把日历翻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印度刚刚独立，尼赫鲁政府为选定印度的高科技发展基地煞费苦心。最终，空气质量良好，符合精密制造业研究发展要求的班加罗尔脱颖而出。也是从50年代开始，印度负责火箭和卫星空间研究的国防研究发展组织、印度科学研究组织、国家航空实验室、印度斯坦飞机制造公司等一批国字头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在班加罗尔安营扎寨，形成了以空间技术、电器和通讯设备、飞机制造、机床、汽车等产业为龙头的一批产业，逐步奠定了班市雄厚的科研基础，成为印度有名的“科学城”。

1984年，印度总理拉•甘地提出了“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政策，为软件的发展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如提供资金（包括外汇）、组织人员培训、简化投资和进口的手续、减免国内货物税等。

在这种契机下，上世纪80年代末期，班加罗尔开始吸引了国际软件和高科技公司的注意。1987年，德州仪器开始在班市开展外包业务。1991年，国际商用机器IBM进驻班加罗尔。随后，通用电器也在此设立研发中心。1999年，印度成立信息科技部，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专门设立IT部门的国家之一。2000年10月17日，印度IT法案生效，为该国电子商务的稳步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该国政府确定了优先发展软件的战略,为班加罗尔明确了“软件立市”的发展目标,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与措施。记者了解到，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注册为独立的自治机构。软件科技园的主管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有意识地像“朋友、哲人和向导”一样为产业提供服务。

在IT产业的发展中，印度政府极其重视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保护。据印度有关媒体报道，印度联邦的一份内阁文件明确提出，印度政府采购项目的大部分均应是“印度制造”，其适用范围将被扩展至更多的招标项目，包括政府各部、国有部门、政府研究机构、印度“公私合作关系”项目资助的所有工程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的项目。在“印度制造”中，当然也包括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

而在去年下半年，印度方面传出消息，该国将以“国家安全”为名强制要求政府部门采购本国货，以此来扶持本国信息产业发展。当时，来自印度电信部的一份机密记录显示，印度联邦内阁正在筹划4项政策方案，包括激励企业在城镇建立电子集群；强制所有政府部门采购国内企业生产的电信、IT硬件及电子产品；建立一项电子研发基金并设立国家电子蓝图；到2020年，印度移动公司采购的电信网络设备级其他基础设施中，至少有80%都应是来自国内制造商。从这份机密记录中不难看到印度政府采购市场对该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大力扶持和保护。“印度硅谷”班加罗尔成功的奥秘正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据了解，在政府采购本国保护政策之外，该国还在关税、所得税、货物税和劳务税及进出口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对本国信息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扶持。

启示：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规定该国政府采购项目的大部分均应是“印度制造”，针对电信、IT及电子等产业，印度联邦内阁拟将激励企业在城镇建立电子集群；强制所有政府部门采购国内企业生产的电信、IT硬件及电子产品；建立一项电子研发基金并设立国家电子蓝图。据了解，到2020年，印度移动公司采购的电信网络设备及其他基础设施中，可能至少有80%都应是来自国内制造商。此外，为减少市场波动对微型和小型企业的影响，印度内阁还鼓励公共部门采购微型和小型企业产品。

三星电子起航创新法令作帆

本报记者 张静远

作为韩国民族品牌的代名词，韩国三星集团俨然成为韩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三星和现代、大宇等大集团已然成为国家品牌，其创新能力是整个国民创新力的一个展示窗口。如今，大企业的发展史已成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而政府采购作为国家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三星等大集团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1969年对于三星乃至整个韩国而言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三星电子和三星电机分别成立。这两个时间意味着这家早在1938年就成立了的老牌对外贸易公司终于进入了属于它自己的角色。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韩国正处在这个国家第一次城市化进程以及产业革命的风口浪尖上。1960年到1987年，韩国城市化水平从35%提升到了74.6%，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产业则正在从轻纺工业向重工业倾斜，而韩国以技术立国寻求经济增长的产业转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三星电子的成立意味着三星集团的眼光超出国家速度整整早了一个年代。

三星电机的存在则意味着这个大财阀集团仍需依托时代特有的廉价劳动力作为一个阶段内的生存力量。1973年8月，公司的第二个“五年管理计划”使三星进入造船工业。在国内，军方成了三星在一个时期内的重要贸易对象，政府采购对这一时期的三星意义非凡；在国际贸易中，质优价廉的重工业也让三星成为“韩国制造”这个词语背后的一股强大助推力。

一切的运转似乎都井井有条，企业盈利丰厚，公司不断扩张。而三星商会的会长李健熙却时时愁得睡不着觉：“除了老婆和孩子，我们得换掉所有东西。”在李健熙的带领下，原本已枝繁叶茂的三星踏上二次创业的征途。这次，三星赶上了国家创新体系的良好政策：鼓励经济发展方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依靠技术立国。

这段时期，韩国遭逢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重创。国家创新系统再次启动，这次，技术创新系统得到了强调。政府从宏观层次上把握科技系统化发展，鼓励全国企业共同摆脱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弊病，全国企业共同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企业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主体，同时也是技术创新活动和投入的载体。政府运用法律法规手段促进企业与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联合研发，规定大企业必须设立R&D（research&design研发机构）机构。而原本就打算在二次创业中狠狠转型的三星更是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获益良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三星就发展成为韩国第一大企业集团。通过这次重组，三星电子确立了今天世界性的提供家电和情报通讯产品的公司的基石。

如今，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年代，受加入GPA的影响，韩国政府采购对民族品牌的扶持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旗帜鲜明，但是过去的时代让三星这些民族品牌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支持自主创新产品似乎已经是每个韩国公民隐含的义务。如今的三星早已羽翼丰满，在世界电子产品舞台上翱翔搏击。

启示：在韩国，政府采购是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一环。国家创新系统（以下简称NIS）即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韩国政府对本国通讯电子行业的扶持方面就凸显了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就坚持采购本地通讯设备来满足需求。政府采购虽然并不直接扶持三星等大型电子类企业，但是它提供的市场份额却是令其瞩目。据悉，韩国的中小企业占到99%，但是政府采购中被大集团占领的市场份额却高达7%。

社区交通企业打败行业巨头

本报记者 赵辉

为了筹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英国早在几年前就开出了规模庞大的采购清单，引发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竞标大战。一家名为E&HCT的社会企业，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包括国家特快集团、东伦敦巴士集团等在内的5家交通服务运营商，成功赢得了伦敦奥运会的交通服务合同。

E&HCT实际上是由ECT和HCT两家交通行业的老牌社会企业联手组建的。在英国，社会企业有超过160年历史。政府把社会企业界定义为有某些社会目标的企业，而其盈利主要按它们的社会目标再投放于其业务本身或所在小区，而非为企业股东和拥有人赚取最大利润。政府认为，由社会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如小区交通、废物管理及医疗和社会护理)，较利润挂帅的企业有其自身优势。社会企业切实反映了英国政府所倡导的“大社会”理念，大社会鼓励公民参与，而2012奥运会正好是“大规模参与的一个催化剂”。

作为英国颇为知名的社会企业，HCT集团30年前创立的初衷只是为伦敦Hackney地区无法使用公共交通的人提供价格合理的社区交通服务。2001年HCT与伦敦运输局签订了一份主流路线合同，开始在伦敦经营153条公交路线，实现大跨步发展。就这样，HCT从一个仅由少数几名志愿者和两三辆小型巴士组成的小公司成长为一家拥有700多名员工、320多部车辆、在伦敦和约克郡坐拥9个客运站的大型社会企业。如今，HCT每天提供交通出行超过3万次，每年服务累计超过100万人次。

HCT通过公开招标获得了这些公共服务合同。在公共服务上，HCT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形成了挑战。奥运筹建局交通部的主管表示，E&HCT之所以中标，是因为他们力求改变所服务区域的承诺，尤其是针对当地的失业群体，E&HCT聘用他们，提供培训，让他们来驾驶车辆。另外，他们在全国各地已经提供了大量优质的交通服务，业绩显著，且物有所值。伦敦奥运交付管理局制定了旨在保证所有公共采购合同公开和公平竞争的采购政策，并且保证公共采购在成本和奥运会遗产可持续方面都尽可能物有所值。

正因为像HCT这样的社会企业能够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务，在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上，社会企业成为公共部门的帮手。然而，公共部门的采购者往往重视经济节约和生产量，小企业没有资金投入到投标的准备之中，也没有能力实现成功所需要的增长。据统计，英国政府每年用于采购公共服务的资金高达2360亿英镑，目前仅有约11%的公共服务合同由社会企业与慈善组织执行。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社会企业赢得公共部门合同的手段。

例如英国国民健康服务机构（NHS）为采购人员举办培训课程，让他们了解和接触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已在它们的采购规定中，加入一项社会条款，例如须提供培训和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该条款可打消那些不承诺支持某些社会目标的企业竞投公共服务合约的念头;另一方面则可增加社会企业取得有关合约的机会，同时并不违反和削弱公平竞争的原则。此外，建立网上采购平台，如为了公布伦敦奥运会的相关竞标项目，英国研发了名为CompeteFor的在线竞标系统，增加了小型企业赢取奥运服务合同的机会，同时也鼓励大型企业能够将其获得的合同再分包给一些小型的企业。

启示：不久前，英国《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终审通过，它要求英国公共部门在履行公共服务合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福祉。同时在采购进程中选择目标机构时，不能只考虑低价的因素，而必须考虑社会、经济与环境价值，以一个公平的价格购买真正造福于当地社区的公共服务。这项历史性的胜利将帮助成千上万的社区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赢取并提供公共服务合同。政府成立了跨部门小组，以确保不同政府部门在制订政策和提供服务，以及在更改法规、行政做法和财政政策时，充分考虑社会企业的情况。此外，政府还与非政府机构合作，加强社会企业的公共采购能力，例如就竞投公共机构合约向社会企业提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