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
长安闸记
■ 杨晓杰
长安镇位于浙江海宁西部，运河之畔，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得名。相传“长安”二字，寄托着漕运不停、长治久安的祈愿。镇中有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初名长安堰，后改堰为闸，遂称长安闸。
闸在上塘河与崇长港之间。钱塘江涨沙冲刷，海宁地势渐高，分出上下两河，水位落差丈余。船行至此，如遇天堑。宋熙宁元年，长安堰改作三闸，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而立，形成复式船闸。崇宁二年，又于闸旁开出两澳，一上一下，共一百三十亩，以蓄水济运。三闸两澳，相为表里，从此船只往来，不再苦于水涸。
日本僧人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详录过闸：“申时，开水门二处，出船。船出了，关木曳塞了，又开第三水门，关木出船。”三道闸门次第启闭，将河水一寸一寸地蓄起，又一寸一寸地放落。那水澳的作用更是精妙，开闸时，上河之水可蓄于两澳，减少流失；干旱时，又可从澳中车水入闸。如此循环利用，竟可省水四分之三。世界水利史上，欧洲三百多年后才出现类似工程。
南宋时，长安镇是出临安城的第一大镇，商贾辐辏，昼夜喧沓。杨万里夜入长安闸，吟道：“船入长安恰五更，归人都喜近临平。”陆游晚年归隐，也曾在此小酌。清人诗文中有“夜望灯火万点，星芒错浇，辉映上下，水波风动，又作万道烛龙，蜿蜒无际。”可见当年的繁华。
清中期后，三闸渐废，改为盘车过坝。元至正七年所建的新坝至今犹存，老坝旁立有清代的“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新中国成立后，长安坝改用卷扬机，一九八四年又建起电动轨道升船机。随着水运的退化，闸坝的航运作用终究归于沉寂。
我在这镇上念过三年书。
秋天，父亲开着电瓶车载着我，从乡下到镇上报到。路过老闸时，父亲停下来，指着说：“这叫长安闸，唐朝就有了。”那年我十四岁，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中学三年，我从闸边经过上百趟。有时，早上天还黑着，闸河里的水声格外响。晚自习放学九点多，回家时，月亮照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冬天冷，井栏似的闸石上结了一层薄霜，我总爱用手去摸，冰得缩回来，又忍不住再去摸一下。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历史，只知道这闸很老。
高三那年春天，有天晚自习后下雨，我没带伞，跑到闸边一个门楼底下躲雨。门楼很破，木门锁着，门楣上有块匾，字迹模糊得很。我仰着头看了半天，只认出“长安”两个字。后来问语文老师，老师说那叫“长安闸碑亭”，匾上写的是“长安闸记”，清朝人刻的。
今年春天，我又去了长安镇。
从新坝走到老坝，从上闸桥走到下闸桥。上闸桥是一九六四年修的，中闸桥在一九八三年改建过，下闸桥是一九七九年重建的。桥还是那些桥，闸还是那个闸，只是闸边再没有青春时的那些人了。
二零一四年，大运河申遗成功，长安闸作为遗产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闸边立了块牌子，写着它的名字和来历。我站那儿看了很久，心想，它终于有了个名分，不再是那个“反正一直就在那儿”的老闸了。
太阳快落山了，河水泛着金红色。我站在老坝上，看余晖洒在石缝间的青苔上。闸已不用，河仍流着。那千帆竞渡的盛景，那二十四小时昼夜喧沓的繁忙，都已沉入历史的河底。唯余这闸、这坝、这碑，默默诉说着一个民族对水的驯服与敬畏。
水是柔的，也是刚的；是利的，也是害的。古人筑闸以通之，蓄水以济之，长安闸已废，长安镇仍在，运河依旧日夜奔流。
我用手摸了摸闸石，凉凉的，糙糙的，跟我十四岁那年的触感没什么两样。
回到车上，发动引擎。窗外的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我想，明年春天，或许再来一趟。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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