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趣】
新街巷的书香
■ 诸纪红
外婆家的老宅子坐落在无锡新街巷深处，往东走百十步，拐角处就是钱钟书故居。常有外地朋友来逛，瞧见门楣上“绳武堂”三个字总要问，你们家祖上跟钱先生有亲？我总摆手笑说哪里攀得上，倒是母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图书馆工作时，参与整理过杨先生捐赠的藏书。
前几日北京来的朋友看罢庭院里钱杨二老的雕像，蹲在厢房展柜前挪不开步子。玻璃罩里躺着本民国版《围城》，书页泛黄卷边，像是被人翻过千百遍。他突然扭头问我，惠山泥人店里能不能订制钱先生的塑像？我说惠山阿福倒是遍地有，捏文化名人的老师傅怕是难寻。
他扶着眼镜凑近展签细看，说杨先生译《堂吉诃德》时用的稿笺还在国家图书馆存着，泛黄纸页上清秀的蓝墨水字迹，记录着六十年译海沉浮。那份执拗劲儿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清华园，他抱着《管锥编》跟我争辩中西文论异同，非说钱钟书是当代最懂幽默的学者。我笑他读书读痴了，他正色道：“幽默是智者的呼吸，你听钱先生讲《诗经》里的‘有女怀春’，说古人谈恋爱也要带保镖，多通透。”
庭院西墙根斜着几竿瘦竹，风过时沙沙响着，倒像在应和我们的闲聊。朋友忽然说，钱先生给友人信里写过“旧学商量加邃密”的句子，这七个字该刻在故居影壁上。我提醒他钱家祖训“书痴者文必工”，笔墨事还得问过人家后人。他摆摆手说无妨，转身又去端详书房里复原的榆木书案。这书房不过二十平方米，老照片里牛津宿舍的铸铁床紧挨书桌，倒比眼前布置更显局促。
我摸出手机问本地作协的朋友讨资料，不多时收到一篇名为《钱钟书故居导览》的文章。这才知道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文艺座谈会，曾与回乡探亲的钱先生打过照面。老辈人总说新街巷风水养人，巷口茶馆里吃茶的老先生，说不定就是哪个学科的活字典。
廊檐下挂着竹帘，阳光漏进来在地上织出菱花纹。朋友忽然说起他带的研究生，有个无锡姑娘论文写《围城》的隐喻体系，非要把方鸿渐的假文凭和惠山泥人的工艺相联系。“现在的年轻人总爱牵强附会，要搁钱先生那儿，准得笑他们‘钟摆式学术’——左摆是过度阐释，右摆是机械考据。”
这话倒让我想起儿子前年选专业的事。他本在东南大学读土木，大二突然要转中文系。家里长辈都说胡闹，我却想起钱先生那些打破学科壁垒的著述。后来孩子在论文里写《宋诗选注》的编纂策略，导师夸他有问题意识，这大概就是老辈学人说的“慧根”。
日头偏西时，我们转到故居后院的资料室。玻璃柜里躺着一本 1958 年版的《谈艺录》，书页间夹着杨先生手写的便笺：“译事三难，恰似庖丁解牛”。朋友忽然摸出老花镜，鼻尖几乎贴上玻璃：“你们无锡学者，连批注都带着江南厨刀的锋刃。”
临走时他站在天井里拍那株百年银杏，满地黄叶像撒了一地金箔。门房大爷操着无锡话搭腔：“秋深哩，杨先生往年总要收些白果煨粥。”朋友听得半懂不懂，却认真点头：“文脉就像这老树，看着静悄悄，根须早扎到五湖四海去了。”
转过巷口，惠山泥人店的老师傅正在捏新坯。深褐陶土在他掌心翻飞，渐渐显出面庞轮廓。朋友突然拽我衣袖：“这不就是……”老师傅抬头笑：“早上有位戴眼镜先生来订的，说是要捏个读书人的神气。”湿润的泥坯映着夕阳，恍惚间竟真带了几分钱先生挑眉浅笑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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