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
军旅信笺的眷恋
■ 刘建峰
暮色漫过营区围墙时，我总会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趴在连队宿舍窗前写信的夜晚。铁皮柜上搁着蓝墨水钢笔，信封上“山西省阳城县”的字迹洇着潮气，窗外的月光正穿过晾衣绳上翻飞的迷彩服，在信纸上投下斑驳的碎影。
在新兵连的日子挤不出半点多余的时间。唯有每周六下午，当班长宣布“自由活动”时，整排宿舍便会响起窸窸窣窣的声响——战友们从发黄的枕套里、磨破边的挎包深处，摸出皱皱巴巴的信纸，小心翼翼地铺展在床板上，开始给家里写信。
我的信总是写得格外慢，笔尖悬在纸面踟蹰，仿佛一落笔，那些在胸腔里捂了又捂的字句，便会决堤般倾泻而出，再难收回。
记得第一次写信时，我反复琢磨着开头。该叫“爸”还是“父亲”？要不要加个“您好”？最后写下“爹、娘”两个字时，鼻尖突然泛起酸涩。刚落笔，不小心碰到挎包里窸窣作响的炒花生，那是离家时母亲硬塞给我的，每颗都裹着她手心的温度。
钢笔在“训练”二字上打了个颤，终究还是绕开了膝盖上那块青紫的瘀伤。夜里捂着被子想家的思绪，也被我小心折进信纸的折痕里藏好。落在纸上的，全是“吃得饱穿得暖”“班长对我们很好”之类的句子，字迹工整得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这种笨拙的粉饰，和小时候考砸后，却梗着脖子说“题太简单了”时的样子，简直如出一辙。
营房后的白杨树沙沙作响，月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信纸上，像母亲纳鞋底时落下的针脚。写到妹妹时，笔尖顿了顿，那个总爱扎着歪歪扭扭的羊角辫跟在我身后的小丫头，如今不知长高了多少。我在信里嘱咐她好好学习，等下次探家，给她带城里的奶油冰棍。其实那时津贴少得可怜，可话一出口，仿佛就能看见妹妹踮着脚尖接冰棍的可爱模样，不觉嘴角已噙了笑意。
写信的纸是在镇上文具店买的，印着淡黄色的碎花边框。战友小张总笑话我讲究，他用的是部队发的公文纸，字迹写得龙飞凤舞。但我知道，母亲会把我的信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红漆木柜最底层——就像她保存着我小学时得的“三好学生”奖状那样。每次寄信前，我都要在信封上反复摩挲，确认地址没错才舍得投进营区门口的绿色邮筒——那邮筒铁皮斑驳，油漆剥落处露出暗红的底色，像极了父亲劳作时晒红的脖颈。
收到回信的日子总是格外漫长，有时要等上半个月。
“刘建峰，信！”当通信员跑到饭堂大喊，我的心跳骤然加快。母亲的字歪歪扭扭，像田垄间蹒跚的脚印，却比任何名家的墨宝都让我眼眶发热。她絮絮叨叨说着家里的事：后院的石榴树结果了，隔壁王婶给介绍了对象，地里的麦子又该收割了……每句话都带着泥土的气息，隔着信纸，我甚至能听见老家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
退伍那天，我收拾行李，发现铁皮柜最底层压着一摞信。纸张早已泛黄，有的被雨水洇出褐色的云纹，有的边角已脆得微微卷曲。慢慢翻开一封，母亲的字迹清晰可见：“儿啊，在部队要照顾好自己”，父亲只言片语道：“家里都好，别挂念”……这些滚烫的字句，曾陪伴我度过无数个想家的夜晚。
营区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地，二十多年过去，那座绿色邮筒早已不知去向。可每当值夜时分，总觉月光还裹着当年的霜色——那个裹着棉大衣的新兵蛋子，正就着岗哨的微光，在信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爹、娘，你们身体可好？”
如今手机屏幕能装下整个世界，却再难寻见当年那种字字都生出思念的郑重。那些泛黄的信笺，承载的不止文字，更是游子对家的眷恋，是时光长河里永不褪色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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